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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星堆“一醒惊天下” 从考古发现“重返”古蜀
时间: 2021-09-12

  从考古发现“重返”古蜀现场

  三星堆遗址当年“一醒惊天下”,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文物的奇特造型和“神秘色彩”引人遐想,给了大众许多好奇与想象的空间。但对于考古界专家们来说,他们所关注的则只有不断深入地分析、解读,努力持续接近那个最有可能性的历史真相。

 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,在担任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期间,主持挖掘了著名的洹北商城(商王朝中期都邑),对于商代文物和历史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。而古蜀文明一直深受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影响,其中尤以商王朝给古蜀文明带来的影响最为强烈。

  结合自己对商文化的了解,通过仔细观察三星堆祭祀遗存坑内文物的器类与器形,唐际根认为:这批神秘的大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与古蜀人的祭祀活动相关,并明确分辨了出土遗物中的受祭者、祭祀者,以及相关的祭器和祭法。

  在他近期发布于《美成在久》刊物上的《“祭祀坑”还是“灭国坑”: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》一文中,唐际根将他的“解密”过程一一道来。以下是唐际根授权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发布的该文节选。(K1意为1号坑,以此类推,文内皆然。)同时,“三星堆祭祀场景复原示意图”也在其中首次公开。

  编者按

  在甲骨卜辞记录中,3000年前商王朝人的祭祀活动是在庄严、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包含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、祭法四个部分。

  1986年发掘的K1和K2以及此次发掘的K3至K8,是否包含上述四个部分?笔者以K2为例,从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、祭法四个方面来讨论这批埋藏坑内的器物与相关现象。为表述方便,文中直接用器物名称代表受祭者、祭祀者等。

  受祭者、祭祀者、祭器与祭法

  

  大面具代表受祭者

  三星堆诸坑中,常见的出土物包括瓦形面具、立人像、半身像、跪姿人像、人首鸟身像、片形面具、青铜尊、青铜罍、青铜瓿、青铜树、玉璋、玉凿、象牙、海贝、虎牙等。这些器物被刻意做成不同形状,如果都与祭祀有关,不同形状的器物应该承担不同的角色或功能,那么,其间会不会有受祭者的形象呢?

  若以器物特征观察,最有可能代表受祭者的器物应是瓦形面具。瓦形面具有两种:一种是所谓纵目瓦形面具(发掘报告中称之为“兽面具”,本文简称“纵目面具”,下同),一种是鼓目瓦形面具(简称“鼓目面具”,下同)。

  先说纵目面具。何以说纵目面具最具备“受祭者”特征?有如下理由:

  第一,体量巨大。三件纵目面具的宽度均在77厘米以上,实际体量和视觉感受远大于其它面具;

  第二,悬挂于高处。三件纵目面具的背面均呈瓦形,额侧与下颌两侧均有对穿方孔。这些特征表明此种面具使用(供奉)时一定是被悬挂在高处;

  第三,耳、目、嘴刻意表现出某种超能力。三件纵目面具皆具有双目前凸、双耳外展(或可称为“广耳”)的特征。此外,纵目面具的嘴角也夸张地延伸至耳部。当年的设计者和铸造者,似乎在刻意表现此种面具“看得远、听得广”的超乎常人的特征;

  第四,额头有流云状额饰。额饰高高竖起,作两端卷曲的流云状。不排除其表现的是驾驭流云之能,至少也是一种特有的装饰。

  将此种精心铸造的体量巨大、使用时被高高悬挂、表现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面具当成受祭者,至少是合乎逻辑的。否则它不必悬挂在高处,更无必要铸造得如此之大。

  《蜀王本纪》记载:“蜀王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。”尽管从学术规范上说,我们应该独立地使用考古材料来讨论问题,但考古发掘的纵目面具与文献记载在“纵目”之特征上高度契合,使得我们不得不将其与古蜀人心目中的蜀王相关联。

  纵目面具似乎并非仅有的受祭者,其它瓦形鼓目面具很可能也是被祭祀的对象,理由是多数鼓目面具体量较大,且其瓦形造型及额、颌部常见的穿孔表明,它们使用时同样要悬挂在高处。部分鼓目面具的额头前方还开有方孔,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类似流云纹的额饰。可见它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。

  纵目面具之所以表现得体量格外巨大,或因为其代表着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丛,其他受祭者可能代表蚕丛之后的其他蜀王。

  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,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,常常也祭祀列祖,学者们称之为“合祭”。甲骨文中的“十示”“廿示”,所指的便是受祭的“十位祖先”或“二十位祖先”。若甲骨文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类比价值,三星堆K2中的另外20件鼓目面具,或即受祭的蜀王列祖的形象。

  主祭者与从祭者

  倘若纵目面具和鼓目面具是受祭者,那什么器物代表了祭祀者呢?

  祭祀是一种行为,从常理说,祭祀需要通过某种动作来完成。如果铸造的器物表现为祭祀者,便有可能只保持了某种特定的身姿或手势的人像。先前的研究者压倒性地将立人像解释为祭司,其主要依据便在于此。

  K2出土立人像两件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立人像。种种迹象表明,大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祭祀者:

  第一,人形刻画。立人像通高约261厘米,其中人像免冠高163厘米,身高及五官与常人无异,并无纵目面具的那种超乎寻常之处;耳部还留有耳洞,正是三星堆诸多人物形象的常见习俗特征。

  第二,衣着端庄,戴天目冠。立人像衣着华丽,服饰三重,外套上绣有龙纹与卷云纹;头部戴筒形冠,冠上有四目顶饰,有学者称之为“天目冠”;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,可能用来安插发笄;虽然跣足,但脚踝戴镯。

  第三,神情肃穆。立人像正视前方,面相庄严,表情肃穆。

  第四,立于高台之上。立人像双足立于高台之上,高台分三截,最下一截为基座,高约35厘米;中部一截作“象脸之形”,高约35厘米;上部为基台面,高不足9厘米。三者相加,高台整体高度约80厘米。

  第五,双手作持握物品状。立人像最引人注目之处,在于他双手上抬,握物于胸前。研究者多认为其所握之物应是象牙。

  在祭祀场合,此种立于高台之上,头戴神冠,衣着华丽,神情肃穆,手握珍贵象牙,做着庄严动作的真人大小的形象,的确最有资格被解释为祭祀者。此件立人像加上台基,总高度达到约261厘米,是K2出土的全部人物形象中最高大者,很可能是主祭之人。

  K2内除大立人像外,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像,如青铜顶尊人像、青铜执璋人像、青铜跪姿抚腹人像,以及见于所谓“神坛”上的一众执物人像,应均为从祭者。比如跪姿顶尊人像、青铜执璋人像、跪姿抚腹人像等,其共同特点是穿戴整齐、表情肃穆、姿势相同。若多人成列或成排,则动作高度统一。考虑到其穿着不如大立人像华丽,器物体量也远小于大立人像,似乎更像是从祭者。

  人面鸟为“使者”

  然而可能性不等同于结论。要将可能性演绎为结论,还需将受祭者和祭祀者(包括主祭者和从祭者)关联起来。幸运的是,K2的出土器物中确有能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者,这便是青铜树。

  1986年出土的这株青铜神树由底座、树身两部分组成,树成长于山顶,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。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:当年的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并非普通树木。它向天生长,直达天穹。

  有了这棵“通天之树”,我们终于找出了穿戴整齐、站于高台之上的祭祀者与高处悬挂、体量巨大并具有超常能力(或神力)的受祭者之间相互联结的媒介,从而也巩固了瓦形面具应作为受祭者、立人像等应作为祭祀者来进行解读的观点。

  其中的关键线索就在于站在神树上的人面鸟,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:有纵目广耳特征的人面鸟,鸟足踏在树干顶部的花果之上。因此不排除人面鸟是高悬在上的纵目面具的化身或使者的可能--青铜树制作者如此设计,是否在表达人面鸟栖落树顶端的花果之上正俯瞰人间,甚至享用人间供品呢?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关联的缺环,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。因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、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。

  祭器与祭法

  倘若位于三星堆古城中轴线南段的八个坑代表祭祀区,那么它承担着国家祭祀的历史记忆。既然是国家祭祀,则必然隆重,必然有精心准备的祭器和实施祭祀的祭法。相比于确认受祭者、祭祀者的身份,找出K2中的祭品其实不难。

  找出祭器的方法,是站在古人的立场去发现器物的珍贵之处,同时从考古现象中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。

  K2的出土器物中,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,包括象牙、海贝、铜尊、铜罍、铜瓿、玉璋、玉凿、玉璧、虎牙。象牙和虎牙分别来自体型巨大的大象和人类极难驾驭的猛兽,显然是珍贵之物。

  以四川的位置,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,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的物品,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受原料来源、生产组织、铸造技术的限制,铜尊、铜罍、铜瓿及玉璋、玉凿、玉璧的珍贵程度亦无需赘言。

  这些器物的珍稀程度,使它们具备了在隆重祭祀场合中作为祭器的条件。然而,论述它们是祭器仅凭其珍稀性还不够,更要看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。

  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、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。跪姿顶尊人像表现的是铜尊被跪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,顶在头部。跪姿执璋人像表现的是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持奉于前方。

  被发掘者命名为“神坛”的器体外部,表现了神情肃穆的多排跪人和立人操统一手势举持物品。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中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。神坛似乎还表现出祭祀者的站位方式。

  K1和K2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在《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》一书中,发布了一批展现发掘器物出土状况的照片。这批照片记录了上述珍稀物品在K1、K2中的出土状态。

  照片显示,玉璋、玉凿、海贝埋入前大多装在铜尊或铜罍中,而铜尊、铜罍被埋藏前大都被砸碎,象牙入坑之前或同时曾被烧燎。这些现象应该也是祭法的一部分。

  人头像又是什么?

  K2出土的器物中,有一批被发掘者称为“人头像”的器物,共44件。其中4件戴金面罩,另外40件无金面罩。

  在铸造者的意念中,这批人头像几乎不可能与祭祀无关,但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与祭祀相关的特征。至少从表面看,它们不是祭祀者,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当成受祭者。

  在祭祀场景中,这批人头像充当什么角色呢?有研究者根据它们发式的区别,将这些人头像解释成不同民族。然而从装束的角度观察,多数人头像的发式相同或相近。若不同发式代表不同民族,则必会推导出多数人是同一民族的结论。

  参考商王朝的社会结构,我们推测这些人头像可能代表民族,但更可能代表的是部族首领。其中发式相同或相近的36件平顶编发人头像,很可能是来自同一民族但不同部族的代表。

  商王朝卜辞中,常见“族”“子族”“多子族”的记录。其中的“族”更多代表部族而非种族。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以部族为单位,属于同种族的部族皆有自己的族尹或族长。

  三星堆的祭祀活动规模极高,属于国家祭祀,有众多部族的首领参加应可理解。因而将K2出土的人头像解释成各部族的首领合乎情理。

 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:如前所述,八个坑似乎至少可划分为三组,这或许代表了多次埋藏行为。文献所载有关古蜀国的内容中,突出了蚕丛、柏灌、鱼凫与杜宇四代蜀王。那么,多次埋藏行为是否与这几位蜀王有关?三星堆考古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谜团……

  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【编辑:房家梁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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